陈志武九年前的一篇奇文,预见了今日中国的经济困境

转载自 | 观念战争

一个严肃的中知AI

昨天,陈志武老师自己的微博也转了这篇文章,并感慨“9年了!”

有评论说,现在回头看看,陈老师当年对2009年到2018年的描述可以说是神预测了,但是危机之后,真能迎来改革吗?

还有评论说,就怕陈老师猜对了开始,却猜不对结局。

陈志武九年前的一篇奇文,预见了今日中国的经济困境

【注】这篇文章由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写于2009年,是作者应《中国企业家》邀请以2049年的时间点虚拟写作。文中2009年后的具体经济数据均为虚构,原题为“从2049年看中国”。

今天已经是2049年,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,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,经历了几次危机,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。尽管如此,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,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,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。

回首看过去,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,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,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。只是现在回首往事,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,在中国也不例外。

想当年,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,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%,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,又加上在2008-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,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,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,于是,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,这当然不奇怪。

陈志武九年前的一篇奇文,预见了今日中国的经济困境

回顾2009年~2019年的历史

可问题也恰恰来源于此,因为那次危机之后,自满占据上风,人们变得过于自信,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,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。结果, 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,包括土地制度改革、国企产权改革、财政民主改革、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,危机之后都被推迟。

据说,当时的决策层、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,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“国进民退”潮流,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、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三十年,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。

就这样,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,体制改革就是如此,不进则退,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。

第一,“国富民穷”局面继续恶化 。这不奇怪,因为在2008-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,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“铁公基”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,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“天量信贷”也主要流向国企,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,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,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,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“融资难”问题雪上加霜。结果是,国企资源雄厚,在各行业出击,众多民企被挤出,停业关门。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、要么经营困难,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,而是得出“民企靠不住,只能靠国企”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。于是,从2009年到2018年,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。

国企强势,民企被挤,在2015年前,就没有哪个行业不是国企绝对垄断。政府拥有的资产产权以及其它形式财富的比重,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。也就是说,从整个经济的财产性收入中,政府得到的份额重回国企产权改革以前的水平,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。

第二个表现是,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 。在2007-2008年时,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%,但是,到2018年,则降到不到GDP的40%。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,是因为民主宪政改革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,因此,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。当然,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,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。2008-2009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“铁公基”项目,迫使各级政府继续往里面投资数年,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,所以,政府需要很多钱。

再者,原来地方政府可以靠“土地财政”。比如,在2007年,不少市政开支的80%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,所以,那时候,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励去“保护”房价。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,到2015年左右,房产已经是天价。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%,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,进不了城,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。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政府卖的地已所剩无几。就这样,房价到顶,“土地财政”的路就越来越窄,为了支持开支需要,各地政府只好放弃“预算外收入”,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。